——胡立民先生书法作品赏析

    冯宝麟

　　第一次欣赏到立民先生的书法作品是在第二届天津书法艺术节上。那是二OO二年的秋天，中国书协主办的全国第三届正书大展，作为艺术节的重头戏在体育中心展出，立民先生的获奖作品可谓占尽风光，吸引了无数的参观者在作品前流连、赞叹。他用温文尔雅的楷书录下的黄鹤楼长联，充分展示了他良好的艺术天赋和不落世俗窠臼的艺术追求。这一切，也让我理解了他对传统与创新、法度与性情、形式与内容等一系列艺术创作中的辨证关系的把握。

　　立民先生最擅长的楷书，以法度谨严著称，至唐代已经高度成熟，先贤们以他们的思想智慧和不懈追求，创造了这一书体的辉煌，与此“辉煌”相伴的一系列经验法则，也被后来的人们接受并承传下来，成为“传统资源”，但也成了一部分继承者再发展的路障。其实，一种书体的成熟，只相当于为后代的艺术家夯实了一片地基，而在这片地基上建造什么样的艺术大厦、实现什么样的艺术理想，却只能依赖每一个艺术家进行个性化的创造。但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却被很多人误解了，他们把法度当成了自己艺术追求的全部，把继承前人的书体模式当成了终身奋斗的目标，乃至出现“馆阁体”，出现了一大批难脱前人成法桎梏的“笔墨奴隶”。其实，书法对汉字的书录，对汉字原生形态的表现只是一种“形式”，只是艺术创作者借以传达自己艺术观、审美观的桥梁，对它的关注，仅仅停留在对技术语言关注的层面，而艺术的终极关怀，则应该是藉此达到对艺术的创作者审美追求、人文情怀乃至生命本体的反映和揭示。因为艺术是人类的创造，是人类追求自身创造价值、展示自身美好的精神世界的手段，而甘为成法所囿，无疑是走到了艺术宗旨的反面。立民先生创作精神之可贵，就在于他以自己的智慧破解了进入艺术更高殿堂的“密码”，又以自己的艺术创作展示了自己的艺术才华，并为楷书在当代的发展和丰富做了有益的探索，而且这种探索正在逐步地走向深入。    三届正书展上的获奖作品，虽仍在追求笔墨的精纯和法度的缜密，并能“于细微处见精神”，但已经看不出师法的具体门径。透过墨迹，我们能体会出碑的苍劲与刚毅、帖的温润与娴雅，也能从笔墨情趣中感受到自然的空灵与曼妙、人文的严谨与理性。由此，也可发现立民先生在传统继承和对各种艺术资源汲取中的智慧。一个艺术家的成功，与他接受古人、今人的创作成果，将多学科、多艺术门类的信息资源转化并利用来构建自己的艺术大厦的能力息息相关。立民先生是把所有的资源都采取“拿来”并为我所用的原则，所以，这些资源也就自然而然地被他消化吸取，营养了自己的创作。这与那些生吞活剥地学习古人的一招一式，把古人的“形迹”当金科玉律来束缚自己创作的人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也正因为这良好的“消化吸收”能力，使立民先生的作品实现了个性风格的凸显，而没有陷入“只有前人没有自我”的泥淖。而从审美的角度讲，一个艺术家个性风格的形成，是其创造价值实现的前提，说明艺术家在艺术星空里寻到了自己的位置。也只有这样的创作，才符合艺术审美的个别化原则，使艺术宝库的蕴藏越来越丰富。

　　更为可贵的是，立民先生没有在已经取得的成绩面前停止探索的脚步，随着其阅历的增加、视野的开阔、艺术观念的成熟，一种神圣的艺术使命感，一种对艺术创作的历史性关怀也趋于形成。作为一个有远大理想和具有开拓精神的艺术家，是决不会固步自封的，是不会被已经取得的成就羁绊探索脚步的，他必然会“勇猛精进”，苦苦寻觅“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机缘，进而争取更高的艺术理想和更大的人生价值的实现。前不久，接到立民先生寄来的一本新出版的书法集。展卷欣赏之际，被其中透出的勇于探索和勇于否定“前我”的精神所感动，也为他对艺术的执着精神所感动。从这本集子里，已能感知立民先生已经向他认知到的艺术新境界大踏步地迈进了。

　　在这本集子里，绝大多数的作品尤其是他最为擅长的楷书作品，带有明显的“自我颠覆”和“超越”倾向，为了实现从技术语言到艺术境界的突破与升华，向过去那种完满的风格和程式化的技术语言发起挑战，一种新的情趣和格调正在他的笔下形成。从书中的作品看，他的风格转型是以对“民间艺术”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为契机的，文人艺术的精熟和高雅逸致被一种自由散淡、天真烂漫的气息所取代。他是力图在文人艺术创作的源头——民间，这个最丰富最庞大的基因库里寻找着更符合自己艺术理想的因子，作为他“突破”的催化剂。抛弃自己早已驾轻就熟的文字体势、笔墨技法，使传统的约束力减弱，成为他突破旧我，提高自己艺术境界的突破口。从与他不多的交流中，知道他正在追求一种闲适、超逸的新境界，而途径便是从这些最原始、最富天趣的墓志、碑碣、乡间儿女造像中寻找那份渴慕已久的“松灵”。“松”才能舒怀抱，”灵”才能见情趣，“朴”才能成大气，“空”才能蕴天机，这是古代先贤的艺术实践早已证明了的。所以，立民先生的选择，应被视为智者的选择。

　　我们都知道，楷书有着它的书体特征和规定性，这些或许是它的个性魅力所在，但在抒情达意，表现艺术家思想情趣上，则显得力不从心，尤其是被古代文人高度  “提纯”后的楷书语言，因其高度成熟、高度规范，所以已丧失了鲜活的生命力，在当代艺术家寻求个性解放、追求原创精神的大形势下，就更是难有作为。所以“蜕变”便成为立民先生的一种“自觉”，更广泛的涉猎也成为他建立自己的艺术家园的能源保证。

　　由文返野，由熟返生，由精致返粗朴，由严谨返天真……这一系列的变化，虽是在笔墨间实现的，但它却离不开艺术家精神境界的观照。所以，我能理解到立民先生对“技”与“道”关系的重新认识和把握。“技”是创造艺术品的基础，没有过硬的“技”，艺术家的创造理想就无法得到真正的实现，但“技进乎道”也是艺术发展进入“文人自觉，，阶段后人们的一种主动选择，因为书法艺术的终极关怀并非写几个漂亮的汉字，而是借以创造更高层面的“大美”，实现对艺术创造者审美观念精神境界的深刻揭示，最终实现对现实人类生存状态的深层次关注，不然的语“虽竭巧思，止同众工之事”(宋人郭若虚句)。当然，真正具有美学价值和史学意义的艺术变革，都应是精神境界与技术语言同步的发展，因为再高妙的思想境界也需要具有内涵和张力的技术语言来支撑，而只注重外在形式的新异、语言的翻新而缺乏基于艺术审美规律的思与悟，也必然令作品徒具外表而内涵空洞。立民先生的探索就是基于这一考虑而进行的，他对此当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所以，他的探索、他的试验、他对原创力的渴望便是有思想基础的，是有深度的。

　　他是站在当代审美的立场上，寻求个性的解放、寻求笔墨的解放、寻求着艺术精神与笔墨语言的高度融合，使激情与笔墨一起舞动。这在他的行草书作品中也有着不俗的表现，如他创作的《南朝·萧绎诗》、《唐诗二首》大横幅以及“城曲荒沙处，月浮野水中”对联等，以势摄笔，以气驭墨，任性挥洒，将笔墨的魅力充分表现出来，也将自己的情感寄寓笔墨之中，营造成一种博大的气象。我们知道，大多擅楷书者，很难兼擅行草，因受楷法习惯之制约，故拘挛于绳墨。但立民先生却能从容不迫、轻松驾驭，足以看出他的天份之高、宏观架构能力之强。其实，也只有这样思想洞达、不为成法所囿之人，才能在艺术的天地问纵横驰骋，有大的作为。

　　在与胡先生不多的交往中，知道他是一位外朴内慧的艺术家，又是一位对艺术本质有独特领悟和把握能力的人。现在，他客居京华，视野开阔，加上自己的勤勉和锐意探索，我们必能在不久的将来，看到他艺术探索的成功、艺术理想的实现，看到他．更加辉煌的艺术成就。